御书《妙法莲花经》经文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顺治六年(1652年)达赖五世应邀入京,受到清廷的册封。顺治帝平生好参禅,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春夏间,临幸京师海慧寺,在这里与禅僧性聪憨璞邂逅相遇。后召他入宫请教佛法大意。同年十月,再召其入宫,并赐他号“明觉禅师”。此后,顺治帝曾说:“朕初虽尊崇象数,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19]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七年(1660年),顺治帝先后两次召见禅师玉林通琇,于内廷问道,赐之“大觉普济禅师”封号、紫衣、金印等。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召木陈道忞入京谈经说法,赐号为“弘觉禅师”。以后,凡通琇入京,顺治帝则命选僧人1500人从他受戒,尊其为玉林国师,以此来表示对汉地佛教的推崇。顺治十七年(1660年),宠妃董氏死,顺治帝欲削发出家,虽经劝阻未果,但足见其信佛之笃。在顺治期间,清廷还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为佛沐浴日,俗称“结缘日”。
康熙帝在位61年间与佛教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先后六次下江南,多次巡视辽沈,常住名山古刹,延见僧人,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二次南巡,尤其是第二次,他至杭州本想到宝华山,因雨未能成行,于是御书“清远”额。《宗统编年》的作者纪荫在为“清远”之额写“跋”时,称康熙帝是“光扬道化”的“佛心天子”。认为康熙帝二次南巡,旷古难逢之事有五,其中之一就是“山林法席,均荷恩光”[20]。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也是历代帝王所不曾有的,表明他对佛教护持的一片苦心。康熙时期,清廷所崇奉的“尊儒重道”的政策已经确立。因此,康熙帝在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佛教经典写序和跋的同时,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起来,表现了他儒释合流的宗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