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积贫”、“积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