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的人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得以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深知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的;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成为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积贫”、“积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