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周报》,1928年6月第六卷第二十二期)
附录 《楚辞》与中国神话
今世各民族,无论是已进于文明的,或尚在原始状态的,都有他自己的神话和传说。凡一民族的原始时代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以及最早的历史,都混合地离奇地表现在这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里。原始人民并没有今日文明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并且没有够用的发表思想的工具,但是从他们的浓厚的好奇心出发而来的想象力,却是很丰富的;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故就文学的立点而言,神话实在即是原始人民的文学。迨及渐进于文明,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此在世界各文明民族,大抵皆然,并没有例外。
在我们中华古国,神话也曾为文学的源泉,从几个天才的手里发展成了新形式的纯文艺作品,而为后人所楷式;这便是数千年来艳称的《楚辞》了。
中国古代的纯文学作品,一是《诗经》,一是《楚辞》。论著作的年代,《诗经》在前,《楚辞》较后(虽然《楚辞》中如《九歌》之类,其创造时代当亦甚古),论其性质,则《诗经》可说是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而《楚辞》则为中国南方文学的总集。我们应承认,当周秦之交,中国北部人民的思想习惯还是和中国南部人民的思想与习惯,迥不相同。在学术方面,既已把北中国与南中国的不同面目充分地表现出来,在文学方面当亦若是。故以《诗经》代表中国古代的北方文学,以《楚辞》代表中国古代的南方文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因历来文人都中了“尊孔”的毒,以《诗经》乃孔子所删定,特别的看重它,认为文学的始祖,硬派一切时代较后的文学作品都是“出于诗”,所以把源流各别的《楚辞》也算是受了《诗经》的影响;刘彦和说:“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文心雕龙·通变》),顾炎武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日如录》),都是代表此种《诗经》一尊的观念。把《楚辞》和《诗经》混牵在一处,仅以时代先后断定他们的“血统关系”,结果必致抹煞了《楚辞》的真面目。我们承认《楚辞》不是凭空生出来的,自有它的来源;但是其来源却非北方文学的《诗经》,而是中国的神话。我们认清了这一点,然后不至于将《九歌》解释为屈原思君之词与自况之作,然后不至于将《天问》解释为愤懑错乱之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