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然被推为桐城中兴的盟主，但实际只是利用桐城派的影响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其目的在于借助桐城派这块金字招牌，来扩大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他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使湘乡派一时蔚为大观。但由于他并没有放弃桐城古文以阐发儒家义理为根本宗旨的立场，这种桐城“中兴”的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随着封建统治的日渐没落以及西学的逐步传入，桐城派后人被迫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朝着更加接近经世文派的方向发展。
曾国藩之后，桐城派中有名气的人物有所谓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四人之中除张裕钊外，其余三人或者当过外交使节，或者出洋考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他们的散文能够突破桐城古文的局限，注重反映社会上的新事物、新生活、新气象，从选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大胆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散文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