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于政治社会及其主要工作的观念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念，但是撇开它的奴隶制的糟粕，以及希腊思想一般具有的静态性质，这种观念通过历史运动、个人志向的无限性、人性的发展潜力的启示而具有了动态的性质，并随着福音书的到来赋予我们。
如此界定的政治任务是最艰巨的任务，没错，这样的政治任务只有依靠物质技术和组织进步才能实现；没错，只有假定社会全都有着最强大的装备和受到很好的保护，才能完成这样的政治任务，因为所有社会都在寻求正义；没错，实现这样的政治任务需要有一种对人的洞察和理解，而这方面的认识我们仍旧远远不足（因为对我们来说，获得有关人的知识比获得有关物的知识要艰苦得多）。但是，这种政治任务还要求有一种英雄主义式的道德生活和创造能力的张力，想要依靠机器的力量，通过人的支配本能，去征服人性，也许还会以集体的理由主张人性的解放，而不是野蛮地使用人；在人的不断增加的数量中，这种政治任务要求一种忠诚和慷慨大方，可以迫使人为了他的同胞和后代的更好的生活而牺牲自己。考虑到福音书对这种暂时的社会秩序提出的需要和可能性，那么毫不奇怪，我们现在仍旧处在史前时代。
但是，处于人性原始状态的困难、冲突和困惑之中，政治任务必须尽力实现它自身基本的和初始的需求。哪怕只有在知道这些需求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去实现，但它若是执著于一种高尚的和困难的历史理想，这种理想可以提取和吸引隐藏在人心深处的善良和进步的能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想在今天总是遭到可恶的压制和歪曲。有史以来，人类历史的动力一般都用于个人可以在其中发现共享的政治活动，人类的尘世希望就是建立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摆脱一切苦难和束缚的“兄弟之城”。这样一种理想确定了一种向无限性去获取的“有限性”，我们必须努力为此奋斗，因为只有在下述状况都接近时，这种理想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