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反常态,大家所盼望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而平时不大受欢迎的康生却来主持大会。交代坦白的对象是已经被关押在延安保卫处的一个青年,名字叫张克勤。他承认自己受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蒙蔽,误入歧途,混到延安做了特务。
康生站在主席台上,一副细弱的身体,一张黄瓜皮的脸,一只鹰钩鼻子,两只狡狯的眼睛。他摆布张克勤,就像猫摆弄老鼠那样自如,可以随意掌握猎物的命运。他指着张克勤,对大家说:“大家看看,他就是张克勤,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混到延安来搞破坏。像张克勤这样的披着红旗外衣的特务,还大有人在……”
我听了康生这些耸人听闻的爆炸性的话,觉得神经都要麻木了,浑身发抖。我一向崇拜延安,觉得它是革命的圣地,可现在却成了一团漆黑。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屏住呼吸,静得都没有咳嗽的声音。
康生居高临下,站在主席台上,摊开两手,做着手势,继续讲着:“现在,在失足者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一条是死心塌地当特务,顽抗到底,成为人民的敌人。一条是坦白从宽,重新做人,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为了适应“抢救运动”的需要,领导宣布取消延安“文抗”,把它并到马列学院,成为中央党校三部。我和杨朔被编到第五支部,参加整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