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一反常态，大家所盼望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没有来，而平时不大受欢迎的康生却来主持大会。交代坦白的对象是已经被关押在延安保卫处的一个青年，名字叫张克勤。他承认自己受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蒙蔽，误入歧途，混到延安做了特务。
康生站在主席台上，一副细弱的身体，一张黄瓜皮的脸，一只鹰钩鼻子，两只狡狯的眼睛。他摆布张克勤，就像猫摆弄老鼠那样自如，可以随意掌握猎物的命运。他指着张克勤，对大家说：“大家看看，他就是张克勤，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混到延安来搞破坏。像张克勤这样的披着红旗外衣的特务，还大有人在……”
我听了康生这些耸人听闻的爆炸性的话，觉得神经都要麻木了，浑身发抖。我一向崇拜延安，觉得它是革命的圣地，可现在却成了一团漆黑。会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屏住呼吸，静得都没有咳嗽的声音。
康生居高临下，站在主席台上，摊开两手，做着手势，继续讲着：“现在，在失足者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一条是死心塌地当特务，顽抗到底，成为人民的敌人。一条是坦白从宽，重新做人，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为了适应“抢救运动”的需要，领导宣布取消延安“文抗”，把它并到马列学院，成为中央党校三部。我和杨朔被编到第五支部，参加整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