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由期待有各国支持的谢米诺夫的成功，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儿，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就是这样，他还是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是得到了我立刻赞许的。当时加藤总领事认为不太合适，曾经劝阻过。他说：“这并无妨，我以私人名义作为游历去的。”这次去日也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所以加藤就再没说什么。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他的好朋友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他原来不太相信的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而且后来很满意地告诉我：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报告，我已记不清了。但是他留下的日记里，多少还可看出些斑斑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