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代文化中的个体性观念属于现代人关于自身的确定性之列，这些确定性已逐渐为现代人自身的历史所消解。文艺复兴时期对个体性的极端强调，明显是一朵只能在基督教的沃土上成长的花儿。因为文艺复兴表面回归的古典文化完全缺乏这种个体性的强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主要借助于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才得以盛行，从而建立其关于人的自尊与自由理念。但是，如果不以基督教的理念为其预设前提，这些概念就不能生产出个体性的理念。文艺复兴尤其想建立一种人类精神自由，用以反抗基督教的神圣前定论学说。［9］
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借用柏拉图主义的概念来赞美人类精神自由。根据皮科的观点，上帝对人如是说：“独有你不受任何束缚，除了按我们所赐予你的意志去接受它之外。我把你置于尘界之央，以便你能较轻易地观察尘界，把持其中的一切。我创造你这样一个生物：既不是俗世的，也不是神圣的，既不是必死的，也不是不朽的，以便你能做自己的创造者并按你自己希望的方式去生活。”
如果说文艺复兴主义者是想通过强调人的独特性及其精神自由，借用古典的思想来挑战基督教关于人的依赖性及其缺陷的观点，那么很显然，古典主义是无法独自提出这种为文艺复兴主义者如此珍视的个体性观念。这种个体性观念必须被视为部分是基督教的遗产，部分是资产阶级个体突现的结果，后者是从中世纪历史与传统的沉淀、范式及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得以突现的。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体认为自己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不能容忍宗教团结和政治团结，而这种团结是古代和中世纪生活的特点。用社会的俗语来说，一个人可以说，当他破坏了中世纪的团结时，可以说他就失去了个体性。他发现自己不过是技术文化的技艺者，而技术文化创造出来的互相依赖的机械整体，比农业社会中任何已知的东西更要束缚人。另外，不管是在有机的农业社会，还是在更为机械的技术社会中，没有人能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而又小心谨慎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