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部（似乎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3]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朱雍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的效用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朱著304~306页）。这里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关自守政策应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以前苏联学者的基本观念（苏联的中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以及我们受其影响的相关著作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内容大都出现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一节之中，而不是其本应所在的18世纪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