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之后，布洛赫的军事分析和大部分政治评论依然站得住脚。②然而，他的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局限性。他在谈及两次世界大战时，莫名地忽视了俄罗斯的重要地位：1914年俄国曾积极救助过法国；1940年苏联的中立对战争的影响是致命的。布洛赫对庞加莱的严厉批评有失公允，对魏玛共和国却不加批判地同情。③他虽然有着专业的训练和个人经历，却几乎没有认识到战间期法国在金融、工业和人口上的弱点。他像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阿斯(Polybius)那样，将战败原因更多地归结于人为而非决定论的因素。④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一书中界定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希特勒所代表的人类罪恶的黑暗视角，另一种是由孟德斯鸠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美德精神(ethos of virtue)。尽管美德与自由是充满危险的事业，他却在它们那里找到了一生的使命。⑤
第十章 维希法国
的确，我身处黑暗时代!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致后代》(To Posterity)年岁渐长，人性理应渐增。①
1940年5月的法军溃败导致新政权建立，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结束。与1814年复辟的君主政权一样，贝当政府不只寻求与胜利者和占领者共存，也代表了近几年来外族的胜利。1940年夏，反共和一派的传统分子甚至准备用工作、家庭和祖国几个词来取代自由、平等和博爱。